潜邱学派〖潜邱学派〗创始人阎若璩(1636—1704)。若璩,字百诗,号潜邱,清太原人。此学派因其号而名。若璩精究经史,深造自得,颇为海内名流推重。…

四库全书总目称阎若璩“博极群书,又精于考证。百年以来,自顾炎武以外,罕能与之抗衡者。”[1]乾嘉时期之学者述及清初考据学也往往以顾、阎并提。[2]而阎若璩的名气是与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这桩公案便是今孔《传》本《古文尚书》二十五篇的真伪之争。

潜邱学派

阎若璩(公元1636~1704年)字百诗,号潜丘。其先山西太原人,世代业盐,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。祖父阎世科,明代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父亲阎修龄,以词章名,有《眷西堂诗文》、《红鸥亭词》行世。若璩幼年,资性若钝,兼有口吃,读书百遍犹未熟,然仍勤勉不怠。年十五,冬夜苦读,心忽开朗,自是颖悟异常,读书过目不忘,凡九经、诸史、注疏、百家之说,皆能暗诵。尤长于考证,遇有疑义,反复穷究,往往发先儒所未发。康熙中,应尚书徐乾学(公元1631~1694年)之约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,与地理学名家顾祖禹(公元1631~1692年)、胡渭(公元1633~1714年)诸人共主其事。其著作有《尚书古文疏证》[3]、《毛朱诗说》、《四书释地》、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、《潜邱札记》等。

〖潜邱学派〗创始人阎若璩(1636—1704)。若璩,字百诗,号潜邱,清太原人。此学派因其号而名。若璩精究经史,深造自得,颇为海内名流推重。曾与胡渭等帮助徐乾学修《大清一统志》。若璩家学有其于阎咏承传。其弟子有邱回、万经等。其交游者有顾炎武、黄宗羲、李因笃、傅山、毛奇龄、张绍、姜宸英、汪琬、李□、臧琳、朱彝尊、惠周惕、吴任臣、顾祖禹、胡渭、黄仪、万斯选、何祚、徐嘉炎、李铠、冯景、姚际恒等。其从游者有刘永祯、戴晟等。其私淑弟子有宋鉴等。此学派博通经传,精于舆地之学,尤以考据名闻于世。阎若璩年二十读《尚书》,至古文二十五篇。即疑其伪,盾沉潜三十余年,乃尽得其症结所在,诈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八卷,引经据典,一一指出其矛盾之处。从而确证东晋梅赜所献《古文尚书》为伪。毛奇龄撰《古文尚书冤词》,力辩《古文尚书》为真,终不能推翻其说。若璩又撰《四书释地》。‘于人名、物类、训诂、典制等,旁参互证,多所贯通。若璩弟子万经也长于经学。此派代表著作,除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外,还有阎若璩《潜邱札记》、《毛朱诗说》、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、《困学纪闻注》,万经《分隶偶存》等。

阎若璩平生用力最久,成就与影响最大者为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一书。钱大昕(公元1728~1804年)《阎先生若璩传》:“年二十,读《尚书》,至古文二十五篇,即疑其伪,沉潜三十余年,乃尽得其症结所在。”(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八)阎若璩之后,学界对《尚书古文疏证》的论断大多持认同的态度,梁启超(公元1873~1929年)称此书“委实是不朽之作”
[4]
,“阎若璩之所以伟大,在其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也。”[5]胡适(公元1891~1962年)也说《疏证》一书“遂定了伪古文《尚书》的铁案”。
[6]

此派的治学态度、治学方法及其成就,影响颇大,赵执情为阎若璩撰《暮志铭》赞曰:“先生非今之人,盖古之学者也。其于书无所不读,又皆精晰而默识之。其笃嗜若当盛暑者之慕清凉也;其细密若织纫者之丝缕纤编也;其区别若老农之辨黍稷葱粟也;其用力,虽壮夫骏马日驰数百里不足以喻其勤;其持论,虽法吏引因决狱,具两造、当五刑不足以喻其严也。”近人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指出:“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?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。他的儿子说道:‘府君读书,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,而辩才锋颖,证强出入无方,当之者辄失据。常曰,读书不寻源头,虽得之殊可危。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,侍侧者头目为眩,而府君精神涌溢,眼烂如电,一义未析,反复穷思,饥不食,渴不饮,寒不衣,热不扇,必得其解而后止。’他自己亦说:‘古人之事,应无不可考者,纵无正文,亦隐在书缝中。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。’戴东原亦说:‘阎百诗善读书,百待读一句书,能识其正面背面。’大抵百诗学风,如老吏断狱,眼光极尖锐,手段极严辣,然而判断必凭证据,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。《四库提要》赞美他说:‘考证之学,未之或先。’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,以此。”对于阎若璩考证《古文尚书》之伪的影响,梁启超评价说:“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,虽辨明有何关系,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?答道,是大不然。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,二干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,上自皇帝经筵进讲,下至蒙馆课读,没有一天不背诵他,忽焉真赃实证,发现出全部是假造,你想,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?”一些学者在肯定其考证方面的成绩的同时,对于其他方面则评价不高,全祖望说:“阎徵君所著书,最得意者,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也,其次则《四书释地》。徵君稽古甚勤,何义门学士推之,然未能洗去学究气,为何借,使人不能无陋儒之叹。”

关于今孔《传》本古文《尚书》的考辨,究竟是已成“铁案”,或仍是“悬案”,学术界见仁见智,尚未能取得共识。笔者以为,前人对阎氏的学术成就评价或许过高。但近年一些学者作古文《尚书》的翻案文章,刻意贬低阎若璩的人品及其学术成就,矫枉过正,有失公允。本文拟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。

一、阎若璩曾大量抄袭梅鷟《尚书考异》吗?

学术讨论经常会发生“横生枝节”的问题。本来关于《古文尚书》的考辨主题是讨论它是否伪书的问题,但学者后来却把精力用来探究《尚书古文疏证》的体例与缺佚的原因。这个“枝节”问题变得越来越大,大到已经影响对阎若璩其人其书的评价基础,因此本文不得不对此问题先行讨论。

最先论及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体例与缺佚的是四库馆臣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二“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八卷”条谓:

其书初成四卷,余姚黄宗羲序之;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。若璩没后,传写佚其第三卷,其二卷第二十八条、二十九条、三十条,七卷第一百二条、一百八条、一百九条、一百十条,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,皆有录无书。编次先后未归条理,盖犹草创之本。……其它诸条之后,往往衍及旁文,动盈卷帙,盖虑所著《潜邱札记》或不传,故附见于此,究为支蔓。又前卷所论,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,虽仿郑元注《礼》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,于体例亦究属未安。

在四库馆臣看来,此书稿由于后世辗转传写,佚失了部分内容。且其书有“编次先后未归条理”,“衍及旁文,动盈卷帙”,按语“支蔓”,前后矛盾诸弊端,有些部分只能视之为“草稿”或资料长编。

但钱穆(公元1895~1990年)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六章则认为《尚书古文疏证》的阙文,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说由传写佚失,而是阎氏看了毛奇龄(公元1623~1716年)《古文尚书冤词》之后,将自觉理屈的部分删去了。书中,钱穆对阎若璩的人品已经有所訾议了。问题是,钱穆的看法有根据吗?没有。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。因为后面我们将探讨更紧要的问题,这里对钱穆先生的观点,姑置不论。

台湾学者许华峰一九九四年的硕士论文《阎若璩〈尚书古文疏证〉的辨伪方法》[7],指出惠栋(公元1697~1758年)《古文尚书考》引“阎若璩曰”九十八条[8],其中七十一条不见于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,而见于明代梅鷟(约公元1490~?年)的《尚书考异》,几乎都是原文照抄。

这个发现本身具有极大的震撼性,然而这些年学界很少关注经学研究,所以未能引起学界广泛的注意。许华峰认为,“除非惠栋引录了不实的材料,否则阎若璩必然看过《考异》这部书,……甚至曾经大量引用《考异》的内容”而不加出处,后又“完全删除却不加说明”,这可能就是造成《尚书古文疏证》阙文的原因。许华峰进一步推论:“阎氏恐怕有贬抑梅鷟而将辨伪古文的功绩占为己有的可能。”[9]如此看来,阎若璩的人品已经不是好与人争胜的问题,而是抄袭掠美的问题。

其实,这个问题并不能排除另外的可能,就是如许华峰所说的“惠栋引录了不实的材料”,或者材料真实,惠栋做了张冠李戴式的错误处理,问题出在惠栋,而不是阎若璩本人。根据如下:

首先,康熙四十五年,即阎若璩去世后的第二年,胡渭曾应阎咏之请为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作序,序文中说到:

先生每竖一义,必博考精思,故迟之又久而未成。近年多病,尝叹息谓余曰:“恐溘焉朝露,《疏证》不及成,奈何?”余为之恻然。甲申(按:康熙四十三年,公元1704年
)六月,先生疾作而终,《疏证》果不及成矣。呜呼!惜哉!后二岁,长君舍人咏以其书来,属余校定,且为序。余受而读之,凡八卷,卷各若干目。有通卷全阙者,有卷中阙数篇或仅成一篇者。余用太史公、文中子有录无书之例,悉仍其旧,而序之以还之,俾寿之梨枣,嘉惠来学。[10]

这是最早关于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原稿形式较为详细的介绍。由阎若璩和胡渭之言可知,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乃是一部未完成的书稿。其卷数和阙文情况与今日所见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八卷本大致相当。从《疏证》条目完整的各卷形式看,推想阎若璩晚年对本书的设计有一个总体架构,即每卷十六条,前四卷六十四条,后四卷六十四条,总共一百二十八条。阙文处应是其计划写作而尚未完成的部分,而不是已经写完后又删除、开了天窗的。正因为是这样,胡渭才做了上面的介绍。

可是,许华峰已经揭出,惠栋《古文尚书考》引“阎若璩曰”九十多条中,有七十一条不见于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,而见于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,几乎都是原文照抄,这不是明白告诉我们惠栋看到了一部比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更全的抄本吗?阎若璩难道不是曾经大量引用《考异》的内容,后又完全删除,掠人之美,不加注明吗?

这里,有三个问题需要弄清:第一,阎若璩是否真的看到过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;第二,惠栋是否真的得到过一部比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更全的抄本。第三,惠栋有无误判的可能,他与《尚书谱》和《尚书考异》两书的关系可能是怎样的?

先看第一点,阎若璩是否真的看到过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。阎若璩本人曾在《尚书古文疏证》第一百十九条中说:

余读《焦氏笔乘》称“家有梅鷟《尚书谱》五卷,专攻古文《书》之伪,将版行之不果。”案:《旌德县志》:“鷟,字,正德癸酉举人,曾官国子学正。”……求其《谱》凡十载,得于友人黄虞稷家,急缮写以来,读之,殊武断也。然当创辟弋获时,亦足惊作伪者之魄,采其若干条散各卷中。其无所附丽者,特录于此。

阎若璩承认曾求得梅鷟的《尚书谱》,并采录若干条于《疏证》一书中,而只字未提梅鷟的另外一部考辨《古文尚书》的重要著作——《尚书考异》。

如果我们相信阎若璩的话,那阎若璩就不曾看到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,自然也就不存在“曾经大量引用《考异》内容,后又完全删除”的现象。但阎若璩的话也许尚不能排除他看到《尚书考异》的可能性。

再看第二点,惠栋是否真的得到过一部比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更全的抄本。惠栋于《古文尚书考》卷上写道:

予少疑后出《古文》,年来文理未进,未敢作书指斥。甲寅夏秋间,偶校《九经注疏》,作“疑义四条”,“辨《正义》四条”,继又作“《古文》证九条”,“辨伪《书》十五条”,又先后续出两条,共为一卷,其二十五篇,采摭传记,兼录其由来,藏箧衍数年矣。癸亥春,于友人许得太原阎君《古文疏证》,其论与予先后印合,大氐后出《古文》,先儒疑者不一。第皆惑于孔冲远之说,以郑氏二十四篇为伪《书》,遂不得真《古文》要领,数百年来终成疑案耳。阎君之论可为助我张目者,因采其语附于后,其博引传记逸书,别为一卷,亦间附阎说,后之学者详焉。

历史上,关于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曾有一卷本、四卷本、五卷本、八卷本之别。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张穆(公元1808~1894年)这个人,他为了结撰《阎若璩年谱》,一向留心阎若璩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版本资料的新发现,张穆曾为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五卷本沈彤(公元1688~1752年)抄本作《跋》说:

此本五卷。凡四册。第三卷仍缺。每册前有果堂小印。第六十二篇书眉又有朱笔批云:“余以通之于《周官禄田考》矣。”故定知为沈果堂钞本也。其第二册无篇第之数,据果堂《跋》,钞自顾陶元家,第五卷则藉惠定宇本补足。余三卷标题之次,与今刻本略同。略有改定及亚一格,引申之文率是。[11]

这个跋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,即沈彤抄本的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五卷本“仍缺”第三卷,第五卷则藉惠栋本补足。这间接说明惠栋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与沈彤抄本略同,否则沈彤不会只藉以补足第五卷而已。沈彤与惠栋交谊甚深,惠栋著成《古文尚书考》后曾请沈彤作序。[12]沈彤卒后,惠栋曾撰写《沈果堂墓志铭》,称“知余者莫若君;知君者亦莫若余也。”[13]惠栋手中若真有一部比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更全的抄本,不会一方面瞒着知心朋友沈彤,一方面又援引其中的七十余条将其写进自己的著作,书成后又请沈彤为之作《序》,这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。换言之,惠栋手中并没有一部比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更全的抄本。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沈彤抄本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,此抄本并没有比今通行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多出的内容。推测惠栋本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亦若是。极言之,就我们所已知的《疏证》各种传本而言,都没有比今通行本《疏证》更多的内容。而阎若璩身后,《疏证》的传本问题已经受到许多学人的重视,如果惠栋真的得到过有更多内容的传本,怎么从不见有人提及,而后来又不知所终呢?[14]

再看第三点,惠栋有无误判的可能,他与梅鷟的《尚书谱》和《尚书考异》两书稿的流传情况是怎样的。

我们先来看看梅鷟《尚书谱》和《尚书考异》两书的流传情况。从我们现有掌握的资料看,梅鷟《尚书谱》和《尚书考异》两书在明末清初都不流行,《尚书考异》尤其如此。梅鷟《尚书谱》尚有陈第(公元1541~1617年)等人知道并加以引用批判,如陈第《尚书疏衍》卷一说:“至鷟作《尚书谱》丑乎骂矣,是非君子之言,达人所屏弃也。”阎若璩从焦竑(公元1540~1620年)《焦氏笔乘》中得知有梅鷟《尚书谱》五卷,专攻古文《书》之伪,求之十年,方从藏书家黄虞稷(公元1629~1691年)那里求得其书,这说明梅鷟《尚书谱》在清初并不流行。至于《尚书考异》,清中期以前的文献并未见有人提及,也不知其为何人所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于“《尚书考异》”条下谓:

《尚书考异》五卷,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不著录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作一卷。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,不题撰人姓名,而书中自称“鷟按”,则出鷟手无疑。原稿未分卷数,而实不止于一卷。今约略篇页,厘为五卷。

这是说,《尚书考异》于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不曾著录,原稿不题撰人姓名,也未分卷数,朱彝尊(公元1629~1709年)《经义考》作一卷;是清中期的四库馆臣将其定为梅鷟的作品,并将其厘分为五卷的。在笔者看来,四库馆臣将《尚书考异》定为梅鷟作品,证据非常单薄。首先,《尚书谱》一书署名梅鷟作,凡梅鷟加按语处例皆书“鷟曰”、“鷟按”。而《尚书考异》不题撰人姓名,通篇言“按”、“今按”、“愚今按”,其中言“鷟按”、“鷟曰”在全书中仅各有一处。而且两书在风格与观点上有明显的不同,《尚书谱》“徒以空言诋斥,无所依据”,《尚书考异》“引据颇精核”;又,《尚书谱》谓“孔壁之十六篇,出于孔安国所为”,而《尚书考异》则以为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张霸所为。因此,《尚书考异》的作者并非可以遽定的。假如惠栋在四库馆臣之前,意外得到了这样一卷“不题撰人姓名”的抄本,在缺乏任何信息的情况下,有无可能将其误判成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一卷稿呢?我们不忙作出推论,先来看看惠栋《古文尚书考》是怎样引“梅鷟曰”的?

惠栋《古文尚书考》共引“梅鷟曰”十二条,其中九条字句与陈第《尚书疏衍》转述梅鷟《尚书谱》的字句相同,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,这一类“梅鷟曰”的话,是从陈第《尚书疏衍》一书转引来的,惠栋本人未必看到梅鷟《尚书谱》原书。另外三条,皆出于梅鷟《尚书考异》,其中一条与阎若璩《疏证》重出,但字句更接近《尚书考异》,其余两条则独出于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。那么,惠栋是直接从《尚书考异》中引出来的呢,还是从他书转引的呢?笔者认为可能也是从他书转引过来的。

那么,惠栋本人是否同样没有看到梅鷟《尚书考异》原书呢?那倒未必。惠栋本人可能恰恰得到了梅鷟《尚书考异》的原书,只是他把它误判为了阎若璩的书。他从中援引了七十一条之多,却皆冠以“阎若璩曰”。而从他书看到梅鷟与阎若璩重出的话,因为梅鷟时代在先,则冠以“梅鷟曰”。我们不能设想,惠栋没有看到梅鷟《尚书考异》原书,而能正确引用与之完全相同的内容,也不能设想惠栋如确切知道《尚书考异》一书的作者是梅鷟,而要把那七十一条材料冠以“阎若璩曰”,当然这些推论是在排除阎若璩可能抄袭掠美的前提下做出的。

从惠栋《古文尚书考》引“阎若璩曰”看,凡能在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中找到的,都在该书第一卷、第二卷、第五卷之中。当时惠栋所有的不过是一部并不完整的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五卷抄本。凡不能在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中找到的,都可以在梅鷟《尚书考异》中找到,这说明了什么?并不是惠栋从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五卷抄本中看到了这些资料,而是意外得到了一卷“不题撰人姓名”的《尚书考异》抄本,将它误判作阎若璩的作品。今天根据惠栋引用七十一条“阎若璩曰”不出自阎若璩的《尚书古文疏证》,而出自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,就判断阎若璩曾抄袭梅鷟的《尚书考异》,那恐怕是件冤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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